楚霸王项羽自刭乌江时,大叫:"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

明崇祯帝自缢万寿山时,在衣襟上写下遗诏,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都是怨天尤人,同属帝王末路。

那么,究竟是谁误崇祯呢?

且不论农民起义的因由,不论朝代兴替的规律,就说崇祯愤愤不平的背景。

这位君主执政17年,并不像其他朝代的末代昏君那样沉迷酒色,或荒嬉政事。有人给他献上绝代隹人陈圆圆,他并不宠幸,他已被政务被国事弄得焦头烂额,仅留几天便将她送出宫去了。

17年间,他也确实很少沉迷声色,早起晚睡,没多少享乐,日子总在焦虑、期待、失望、愤怒中度过。

就说他即位后的崇祯元年吧。

正月他下令内臣(宦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并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崔呈秀戳尸。

二月他下令禁章奏冗蔓;戒廷臣交结。

三月他赠恤冤陷诸臣。

四月他任袁崇焕为兵部书督师蓟辽;并批示不准开矿。

五月他事更多:毁三朝要典;裁各部添注官;祷雨;复外吏久任及举保连坐之法。

六月削魏忠贤党羽……

……

当时,他铲除了为害天下的魏忠贤奸党,令官民看到了一丝希望,以为中兴国家,朝政大治就在眼前。但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国家弊政积重难返,只有稳定局面,逐步调治才有生机,就像一个危重病人,若投以猛药,只会一命呜呼。

偏偏崇祯肖视英明,急于求成,正如明末张岱对他的分析一样:"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

崇祯面临的问题没有一个不是长期积患,没有一个是可以朝夕间急切见效的:边患;农民起义;财政匮乏;吏治废弛……

他应该给大臣们处理问题的空间和时间,也要让自己的政策维持相当时间的持续与稳定。

但崇祯的性格不允许等待,不让人有足够的机会。他对臣属的态度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坠诸渊。"

提拔人很大胆,杀起人来也很狠。大臣一句话对了胃口,便亲得几乎要像小孩一般抱在膝上亲昵;一条意见忤逆,则恨不得立即打入十八层地狱。明末并非没有人才,但这些人才不是还未出成绩便已被免除,就是刚出功效就被杀掉。

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南明诸王自相残杀的丑剧,使残存的抗清火苗也无法汇合成一片大火。这是崇祯死后也难辞其咎的。

由此可知,崇祯虽身处末世,虽有洪畴之类叛臣,但误崇祯的,又何止是群臣,他自己不谙洽政之理,便有勤政之心,依旧是亡国之君。

像袁崇焕,第一年四月才优宠有加,第二年十二月就下狱,第三年八月就处以残酷的磔刑。

一年多时间,要求袁崇焕打败经营数代的清军,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已击伤清太祖致其死,尽管已经扭转了多年丢城弃地有负无胜的辽东战局,崇祯还是"一言不合则欲坠诸渊",给他来个千刀万剐。

其他群臣,无论宰相,封疆大吏,还是后妃国戚,都震慑于崇祯的刻薄寡恩。崇祯不能用人,不能用言,不能善待时机,怎治天下?

直到闯王兵临北京城下,诸臣一再要求崇祯南迁或者派太子去南京抚军,实则是想为这个政权留条后路,为明皇朝留个正统主子。崇祯也不听,自己不走,也不让太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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