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于乾清宫，年23岁。临终前他还嘱咐大臣们说魏忠贤"忠心耿耿，可以托付大事"。遗诏以皇五弟朱由检嗣位，改明年为崇祯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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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17岁登基，年轻气盛，很想有一番作为。刚即位的确烧了"三把火"：第一，除掉了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党羽，为受害的官员平反；第二，起用干练人才参与机务；第三，勤于政事，提高效率，不时召集廷臣议政。政局在短期内出现了一度好转，这也给世人带来希望。

因为崇祯帝的这些作为，远胜于他的乃祖乃父乃兄，时人及后人有的便觉得明朝不该亡在他的手里，或对他成为亡国之君，不得善终，深为惋惜。

然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一下历史事实，完全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明朝在崇祯帝时灭亡，绝非偶然，它也有无可辩驳的根据，及崇祯帝个人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和决策上的失误。

关于崇祯帝，向来向来流传一个说法，谓明之亡，与皇帝无关，"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崇祯自缢前仍坚持"皆诸臣之误朕"，他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臣下，使他的"自圣"达于极点。显然，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崇祯帝的失误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后金争战中，表现出对大臣、将领的不信任；二是在对待农民起义时认识不足。

先来说后金方面。崇祯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入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谓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泄露给俘虏的明朝太监，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劲敌袁崇焕。

这件事暴露出了崇祯帝的轻信和寡谋，急躁与无知。试想一下，像袁崇焕这样的高级将领怎能无缘无故地倒向被他打败的对手，皇太极又何必千里迢迢绕道入关，如此高度机密如何让一个被俘的太监偷听而又能从容地回宫中报信。

崇祯帝此举无疑是自毁长城，后来《明史》评论此事说："自袁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由于袁崇焕在狱中写信给辽东总兵祖大寿等部下，靠他个人威望说服关外明军忠于明朝，才稳住了宁、锦战线，推迟了清兵入关的时间。

再来看看崇祯帝在农民起义中的失误。明末的农民起义，完全是以明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剥削引起的。起义初起时，参加者主要是没有饭吃不造反就得饿死的饥民，诚如御史王道直所说："盗起于饥"。他建议崇祯帝多发军饷银买米，赈济饥民以收拾人心，解散贼党。

那时的崇祯只要稍肯让步，拿出几十万银两买米赈济饥民，平息起义诚属易事。然而这个建议被他拒绝了。他自恃官军兵多粮足，坚决与人民为敌，采取剿杀政策，但事与愿违，农民军越剿越多。

崇祯帝不肯花几十万两银子赈济灾民，而宁愿向人民派加剿饷330余万，练饷730余万，加上辽饷900万，合计为2000余万。毫无疑问，是崇祯帝本人把广大农民逼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所以尽管农民军几次陷入低潮，但都转危为安，越战越强。

崇祯十三年（1640年）秋，李自成接受李岩的建议，提出"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以取消三饷加派动员群众，其势不可挡。第二年，李自成攻下洛阳以后，取得战略优势，明王朝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陷入困境之后，崇祯帝又感慨满朝无可用之人，而事实并非如此。应当指出，明末时不是绝对没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有肯定是有的，关键是没有形成足够影响社会进程的势力或集团。例如，徐光启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位杰出人物。

众所周知，徐光启是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明末的社会危机唤起了他的爱国激情，一方面开动脑筋从事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花费很大的精力关心国家大事。在他爱国主义思想中，富国强兵是两个重要的治国政策，但同时又是统一的。

他强调，为了让边疆上的国防巩固，必须使全国人民得以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他提出："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在分析总结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大战中明军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除了战略上的错误外，就是明朝军备的腐朽。从敌我力量对比看，要打败敌人，必须练就一支"得胜兵"，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徐光启提出富国强兵的主张，并积极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但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清朝的冲击之下，基本上化为泡影。

尽管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崇祯帝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崇祯非亡国之君，而诸臣皆亡国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