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
作者简介
曹志平，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主义马克思科技哲学、量子力学哲学、科学诠释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和福建省社科项目多项，出版有《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理解与科学解释——解释学视野中的科学解释研究》《量子力学解释群的哲学分析》等著作。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周千祝，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资本-技术”共生体是借用生物学的“共生体”概念描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与技术在现代社会彼此互利、互为依存、互为彼此根据和条件的本质关系而形成的概念。马克思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体系中，意指资本的增殖意志与技术的效率追求的同一，它们相互联结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总体性哲学反思中，意指资本与技术相互联结，构成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人的历史性规定和异化的客观力量。“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是把握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进而理解马克思思想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联系的枢要所在，也是诠释《资本论》的理论地位和话语逻辑，进而把握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实证研究具有的哲学高度的关键理论节点。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技术”共生体；《资本论》
马克思基于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系统研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把资本与技术一道把握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基础性结构力量，进而在资本与技术的视域融合中，建构起现代性批判最为重要的思想传统和最具生命力的学术范式。对于这样一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性结构力量”的“思想传统”和“学术范式”，仅简单以目前学术界所使用的诸如“资本与技术的"联姻’”“资本与技术的"结盟’”“资本与技术的"合谋’”，抑或“被资本"绑架’的技术”“被技术"建构’的资本”等形象化修辞来加以描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借用生物学中规定生物体在有机联系的共生条件下相互得益、共同生存的“共生体”（symbiotic system）概念，以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为基础文本，来概括马克思所把握到的资本与技术二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机共生性和互为条件、互为依据的内在规律性，并从“异化”的哲学主线、《资本论》的理论视域入手，揭示“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的理论地位，诠释其在当下相关社会经济研究中可以发挥的理论功能。
一、何谓“资本-技术”共生体
资本与技术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两个基本理论支点，是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两把“手术刀”。对一切社会事实的说明，必须在使其形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及其社会交往形式下进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立法者”，技术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识和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动力。资本与技术的关系所关涉的，既不是两条平行的叙事逻辑，也不是中心与边缘的极化结构，而是一种同构共生的有机体结构。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发展运动，不断地以摄入、塑形和建构等结构化方式，把包括科学、政治、伦理、审美等在内的其他社会要素纳入其发展逻辑，同化为结构体的内在组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何理解资本与技术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共生关系和有机体结构，几乎同义于如何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因为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及社会范畴，不仅指称“积蓄的劳动”、“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价值增殖的中介形式或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体系与支配方式等，而且还指代令上述生产、积累、支配、统治得以可能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马克思是从经济、法权、政治、社会生产、市民生活等诸多视角来把握资本的，资本概念的现实外延已几乎等同于资本主义全部社会事实的总和，资本的历史叙事亦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整体性自身。相较于“资本”，“技术”一词在马克思著述中的出现频次要少很多。就马克思著作的汉译版本而言，有学者统计，“直接与"技术’相关的条目不过40余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思考缺少技术维度，也不应被解读为“技术”之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事业无足轻重。事实上，《资本论》中诸如“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分工协作”“机器体系”“工厂制度”等重要范畴无不是与“技术”紧密相关并通过“技术”而获得理解的。就当代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技术在概念上指称的就是马克思所阐释的劳动工具、生产资料、产业工艺、机器体系、工厂制度、协作形式等。完全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涉及了现代技术的全部含义，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使“技术”在技术与生产、技术与科学、技术与工业、技术与人的关系中获得了深层次的理解。有学者之所以指出《资本论》的研究需要引入技术逻辑，恰因马克思对于技术问题的思考本身即为《资本论》的一条重要理论进路。“资本-技术”共生体概念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进行批判的这两条进路统一起来，揭示了资本与技术二者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本体性规定。
马克思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体系中，意指资本的增殖意志与技术的效率追求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社会性经济环节中的同一，它们相互联结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基本规律的内在部分；在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总体性哲学反思中，意指资本与技术相互联结，构成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人的历史性及其规定性的客观力量、基础结构和异化强制。马克思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主要涉及下述三方面的意涵:
其一，从资本的观点看技术，技术是资本结构关系与运动发展的基础。对资本的形成与生产来说，技术在生产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资本的构成与积累来说，技术是生产资料与固定资本的重要组分，是探究资本有机构成与积累规律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的社会性质时就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这就是说，从资本的观点看，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必然同时既是人的劳动过程又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在机器大工业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消除了既有技术限制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的前提下，技术内在于资本作为劳动条件或生产前提与资本形成有机共生关系。
其二，从技术的观点看资本，资本和科学一起，参与了现代技术的定义，是构建现代技术演化机制和进步动力的基本社会要素。对马克思而言，技术在本质与起源上与人具有同构性，即技术在人成为人、人的最初生命表现——“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中获得全部原始含义。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技术的进步与演化，却完全超越了上述本体论的原初规定性。以自然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技术，不再是人体机能的外在延伸，也不再与劳动者的生命活动的表现形式直接同一（因而和与人的生命表现同一的“古代技术”区别开来）。现代技术在效益和效率的追求中成为排挤工人、剥夺其劳动权利，凌驾于创造它的社会主体之上的异己力量，一般被资本作为建构自身主体性的现实工具与生产手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探讨机器体系作为最适合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时指出：“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实际上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必然趋势”不仅表现在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的资本逻辑中，也表现在现代技术只有经由资本逻辑的中介与规定才能取得自身的存在形式与发展动力。“古代中国有着卓越的技术和组织创新，但无论是技术还是组织创新都未能扩散或延续。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出现了推动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动力。”大卫·哈维的这一论断，正是对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已然成为现代技术的动力因与目的因的肯定性阐发与再诠释。当代的技术哲学和技术经济学虽然在资本的增殖需求提供了技术进步的现实动力、资本的扩张途径决定了技术演化的具体径路等具体问题的阐述上，获得了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经验材料更为具体的形式，但却未能像马克思那样，深入到人的本体规定性和人的发展的历史维度之中，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及其历史阶段性确立为具体阐释技术和资本之间辩证运动的“前逻辑”与“前理解”，并由此剖析“资本-技术”共生体及其演变。而马克思的“技术-资本”共生体思想超越了技术哲学和技术经济学在自身学科研究范围内对该问题的把握，是对资本、技术和人的关系的本体性确证，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出发，以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规定和诠释了对技术、资本的社会认知与历史理解，揭示了“资本-技术”共生体的运动规律。
其三，资本与技术形成的这种共生体的结构关系具有社会历史性，是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叠加催生出的一种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经济-技术形态。本文所用的“共生体”概念，来自现代生物学。“共生”是生物学用以规定种间关系一定形式的专用术语，特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有机体之间互为依存、彼此互利的相互关系。“共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共生”专指“互利共生”，广义的“共生”则包括了生物体之间的频繁密切互动或共同生存的现象，因而包括了“共栖”与“寄生”。前现代社会的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更类似于“共栖”，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更类似于“寄生”。就本文来说，我们主要是从狭义的“共生”概念出发，在类比的规定上来分析资本与技术的共同体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有：一是形象地描述并精准表征了资本与技术在现代社会互为依存、彼此互利、互为对方条件、互为彼此根据的本质关系，而不仅仅是以诸如“资本对技术的占有”或者“技术是资本的增殖手段”等非概念化描述来表达资本与技术二者间的相互利用关系。二是从共生的结构体视域出发，超越对资本与技术分别作为独立实体的外在性阐述，深入到技术与资本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实在或社会实体之中，即“资本-技术”结构体或者“技术-资本”结构体。前者是主要以技术面目出现的“资本-技术”共生体，后工业社会居于全球垄断地位的高科技企业及其更新换代的技术产品就是这种“资本-技术”共生体的典型形式；后者是主要以资本面目出现的“资本-技术”共生体，它以技术的创新实现了资本的极度扩展和产业垄断，当代的互联网金融就是这种“资本-技术”共生体的具体实例。三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图景的总体性架构及其再生产的结构化视角出发，更为清晰地界定与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技术逻辑以及二者共同主导下的各种社会系统的社会历史性及其运动规律。正像恩格斯说的，“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资本以及它和技术形成的共生体是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产物，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社会存在。“资本-技术”共生关系的历史限度得以确立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确立，直接的经济表现是技术和作为技术人工物的产品成为商品并取得普遍交换的社会存在形式；其终结自身的历史规定，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亦即资本逻辑的瓦解，直接的经济表现是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物、技术、技术人工物、产品将摆脱商品拜物教规定下商品形式的“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神学的怪诞”，重新回归满足人类主体的现实需要的本质规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正像黄金不再是货币时，它不会丧失黄金的使用价值一样，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 “资本-技术”共生体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与生产力的社会化本身是瓦解资本逻辑的内在因素，资本越是发展其与技术形成的这种共生体结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中就越尖锐。
二、“资本-技术”共生体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
马克思视“资本-技术”共生体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力量，同时又将其把握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的总体问题形式之一。在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总体关照下，马克思将“资本-技术”共生体确定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特征，表现为资本与技术彼此同构形成持续的、异化的、外在于人的、缺乏价值目的的自主运动。对于“资本-技术”共生体，马克思不仅在哲学上对其进行抽象概括，也在市民社会及其意识领域即政治经济学中寻求对其科学解剖的可能，并原则上设定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对于市民社会连同其中这种共生现象的扬弃，通过扬弃所要实现与恢复的是克服自我异化的全面而自由的人性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对人的自我异化进行积极扬弃的最终目的在于恢复与占有全部人性中的人。与之相应，“资本-技术”共生体是一种与异化的人性形式相联系的社会生产模式及其社会关系。脱离“资本-技术”共生体，既不可能洞察人的自我异化的当下境遇与现实成因，也难以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异化”思想。
对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这条哲学主线，资本与技术无疑是两个关键范畴。一方面，资本作为积蓄的劳动、异己的劳动、死劳动，现实地支配着工人的劳动形式、劳动过程与劳动结果，是物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人同自身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的现实原因。同时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总体化、结构化、系统化的支配性力量，不断地将与自身的劳动相疏远、相对立的人连同使这种疏远、对立得以普遍化、现实化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前提再生产出来。换言之，在资本逻辑起主导作用的历史区间中，异化逻辑是无法被真正扬弃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劳动的产物也是人劳动的手段，技术本应在人的生存实践中作为人满足自身需要体系的可供利用的工具而获得本体论规定。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现实中，以自然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技术，借由资本的力量超越了自身属人的本体论界限，日益彰显为一种外在于人且具有自主特征的强制力量，并与资本一道使人沦为单纯的劳动力。由此可见，资本与技术共同表征了积累的、过去的、异己的劳动对直接的、当下的、本己的劳动的统治与支配。二者一道构成了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把握为“一种普遍的然而必须加以革命的"自我异化’”的理论出发点。资本与技术恰如经线与纬线一般，共同织就了人的异化生存的世界图景，在这一图景中，“资本-技术”共生体既是资本主义之为“自我异化”现实境遇的表达，也是人在其中“自我异化”的成因。
关于“异化”概念与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的关系，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将异化思想和晚期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分割开来，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通过对异化概念和人道主义观念的放弃实现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向。诚然，这种结构主义的主义马克思，对于自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直至法兰克福学派所共同遵循的马克思的黑格尔式解读与人道主义式阐述而言，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补充与批判。但在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的内部，并不存在不同问题域的根本分野与思想发展的系统性断裂。正如特雷尔·卡弗所指出的：“如果真有这样的"断裂’，那么应该可以确证在分界线的这边和那边，马克思的语汇和思想截然有别，但是阿尔都塞的论证并不让人信服。”事实上，在1845年的哲学革命之后，马克思依旧不断遭遇异化的思想主题，只不过随着马克思后续著作政治经济学语境的逐渐凸显，“异化术语正被淹没于马克思对源自政治经济学的日益复杂的一些概念的兴趣和娴熟掌握之中”。“资本-技术”共生体正是卡弗这一论断的支撑性例证。换句话说，“资本-技术”共生体概念可以廓清贯穿于马克思思想不同发展时期的“异化”的哲学主线，揭示出那些“源自政治经济学的日益复杂的一些概念” 背后的哲学线索，展露出阐释马克思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早期哲学批判之间思想关联的全新视域。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来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集中阐释了现实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马克思通过强调市民社会较之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与先在地位，将市民社会规定为主体行为的物质形式连同其社会关系的发生领域，进而完成了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倒置，同时从哲学出发批判了神学与宗教中“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着重分析了市民社会中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社会生产关系的现实内容，异化概念被明确为此时期的哲学重心。借由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开始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工业的奇迹使神的奇迹日益变得多余的情况下”，技术日益得到马克思的重视，同时开始经由异化劳动的中介与资本勾连，逐渐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手稿》的思想进一步深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历史作用得到揭示，从而使异化概念拓展至更具决定意义的历史辩证法中。由于人生活的感性世界被理解为工业和社会状况的历史产物，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随即得到彰显。技术与资本分别作为工业状况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表征，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事实，同时还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一起被把握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最后，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市民社会中具有基础意义的事实、对象与活动同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天才地结合在一起，异化概念的哲学意涵具体化为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种种矛盾。资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连同其异化本质相应地也获得了最终的明确界定与科学分析。概言之，资本增殖意志与技术效率追求的同一，构成了“资本-技术”共生体的异化本质，资本越是需要普遍地占有自然与人，就越是需要技术；技术越是追求技术指标和效率，就越是需要资本，二者越紧密地构建起这种共生关系，也就越悖离人的本质需求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发展目的。
回顾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诚如洛维特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作为人本身的具体的人”，“对人类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的特殊的经济学阐释只不过是一种最后的结果”,换言之，“青年马克思的作品本就是并且始终是《资本论》的基础；并且1867年《资本论》的第一章本就是这个充满生命力趋势的结果”。伴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分析的逐渐深入，资本与技术最终被把握在“资本-技术”共生体之中，“科学、技术机器等成为资本逻辑结构化的重要环节，成为资本权力建构的重要环节，也是将工人日益吸纳到这个结构化进程的重要力量”。“资本-技术”共生体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哲学意涵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就前者来说，政治经济学语境是指作为商品世界与工业社会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图景；就后者来说，哲学意涵是指人在这一存在境遇中异化的存在形式与存在规定。“资本-技术”共生体是勾连马克思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关键节点，是阐发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涵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范畴。
三、“资本-技术”共生体与《资本论》的理论视域
上文通过对“资本-技术”共生体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梳理，说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一个不断推进的整体性进程，而《资本论》正是这一进程的最终文本结果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论制高点。因此，深入解读《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完整开启《资本论》的理论空间，首先需要一种综合性、全面性的理论视域。而“资本-技术”共生体不仅表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理论抽象，同时也是马克思具体透视种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经济根源与社会基础的分析工具，运用它不但可以揭示出《资本论》自身的理论架构与叙事逻辑，而且可以展露出《资本论》所具有的那种当代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难以企及的哲学批判高度。
关于《资本论》的理论地位，国内学术界有人认为，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存在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实际上，这里存在把“资本逻辑”作为《资本论》的“唯一逻辑”的理论视域问题。如果认识到《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的资本逻辑不是抽象的只有增值欲望的逻辑，而是现实地包括了对资本逻辑可能性条件的考察，那么《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就必须包含技术逻辑，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矛盾也就可以消除了。而这正是“资本-技术”共生体的理论视域。具体到《资本论》的叙事结构中，《资本论》第1卷在探讨资本的生产过程时，分析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模式，在绝对工作日延长到自身的生理极限与伦理极限后，相对剩余价值便成为资本生产与积累的主导模式。这也就是说，技术成为资本增殖与积累函数的主要变量。《资本论》第2卷虽然常常假定技术条件保持不变，但马克思也正是在一定的技术切面上，详细解剖了资本与技术的共生结构，或者说考察了一定技术条件与资本循环的总体性关系。而且与第1卷侧重工业层面的生产技术与产业资本不同，第2卷从商业技术与商业资本的共生关系出发，资本流通领域中诸如簿记核算、流通费用等问题都得到了深入考察。在《资本论》第3卷中，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各种具体形式的详细阐述，资本一般具体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这使得马克思分析了更多形式的“资本-技术”共生体，而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阐释揭示出资本与技术之间共生关系的内在张力与矛盾。由此可见，“资本-技术”共生体与资本主义制度就其得以存在的历史前提与社会规定而言具有同一性。
我们还可以《资本论》中的产业问题为例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具体阐释。产业分析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占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如柯尔施所言：“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中，还运用历史的与社会的范畴如工业、"经济’、物质生产，论述了历史与社会的现象本身的整个自然基础。” “产业”尤其是大工业形态的“产业”是马克思对经济现象进行社会历史科学分析时，所使用的借以标明经济现象本身“自然基础”与“实践形式”的关键范畴。某种意义上说，“资本-技术”共生体中的资本与技术即产业资本与产业技术，而资本与技术通过产业形成的产业化形态也正寓于“资本-技术”共生体之中。
首先，《资本论》第1卷讨论生产方式变革时，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本与技术最初作为两种相互独立但又相互重叠的力量，最终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实现了超越之前生产关系的重新组合。具体而言，马克思以英国纺织工场手工业向机械纺织业的转变为例指出：“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上的限制也消失了。”每一次传统产业的升级或者每一个全新产业形态的出现，由此均可被把握为资本与技术超越原有“基础”“限制”的重新结合或扩张，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次生产方式变革都可以被视作“资本-技术”共生体向着更高共生层次演化的革新与进化。
其次，马克思是在物质生产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双重视域下来分析产业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正是表征这种双重结构的理论视域。对马克思而言，产业既非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过程与实践形式，也非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国民经济各行业中由相关企业主体构成的联合体或集合体。马克思所理解的产业，是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经济规定下人类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是与之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是任何创造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部门，是资本逻辑统摄下全部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总和。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明确给出了产业及产业资本的定义:“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具体到《资本论》的第2卷相关论述中，由于马克思将理论焦点由生产领域移向了流通领域，技术常常被视作不变的常量或是固定的生产条件，但马克思从流通领域中的“资本-技术”共生体出发，分析了不同于工业面向的产业问题的商业面向。以资本流通中的“簿记核算”为例，簿记作为一种商业性技术，在资本的循环中具有重要职能，通过簿记进行的商品定价计价、生产资料核算、商业收支往来等商业行为为资本循环的统一性提供了一整套制度安排，形成了资本流通领域的商业性“资本-技术”共生体。马克思对此评论道：“不论这种职能集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手中……还是这种职能不再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独立化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职能，——这种职能本身的性质都不会改变。”这就是说，不论“簿记”是作为一个必要的技术性环节存在于既有的产业部门之中，还是独立化为一个专门履行资本核算职能的全新产业部门，技术之于资本的职能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每一次资本的流通过程同时也都是“资本-技术”共生体在资本主义商业活动中的一次发生或再生产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以“资本-技术”共生体对产业问题所进行的剖析，并不像许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局限于单纯的商品生产部门而不包括现代服务业部门。事实上，马克思已经明确预见到，伴随“资本-技术”共生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断发展，既有物质生产部门内部的服务性职能将独立为全新的产业部门。
最后，在《资本论》第3卷中，一方面，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时，沿着第2卷资本流通的分析进路，进一步拓展了“资本-技术”共生体对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阐释，甚至已涉及金融产业中的“资本-技术”共生体问题，这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和金融工具的讨论中。另一方面，在反思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时，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资本与技术的这种共生关系所存在的张力以及“资本-技术”共生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张力，并将这种张力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产业危机关联起来。具体而言，当技术抵近一定的发展限阈而无法取得即时性突破，资本就只能依靠提高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劳动剥削程度来暂缓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这将导致既有产业形态内部竞争加剧、产业后备军即相对过剩人口增加以及同一产业内部及相关产业间的资本集中，以上诸情形最终将酿成产业危机。为了克服危机，资本又必须通过对技术研发与技术创新的投入来开辟未知的产业新大陆。鉴于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得到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只能借由进一步加强“资本-技术”的共生关系来求得危机的暂时性缓解，也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经常性与周期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为理解《资本论》提供了一个适切恰当的理论视域，也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考察包括“产业”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理论范式。由于马克思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具有基础存在论的哲学意蕴，建立在实践的逻辑基点之上，并在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理论空间中通过分析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而诠释了资本与技术相互依存的共生性存在样式，在哲学原则上超越了单纯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自主论，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到资本占有世界市场，从技术专利到可以实现行业技术垄断的技术标准的发展中，资本增殖意志与技术效率追求的同一、资本与技术共生关系的不断加深是一个基本规律。面对当下越来越复杂的“资本-技术”共生体及其相关社会、经济现象，只有从马克思在原则上清理出的“资本-技术”共生体原初的理论视野和哲学原则出发，才能获得对它们的全面、科学的理解和解释，以免于堕入现代形而上学关于技术的抽象思辨或者基于实证主义的关于资本增殖的纯粹经济学话语之中。
